中国的一站式研究机构


China's one stop research shop 

 

John Oyler 在美国创建了一系列公司,其中有专门研究癌症药物的生物技术公司Genta、以及精神疾病专门治疗机构Galenea。然而在2005年,他选择中国,成立了一个命名为BioDuro的生命科学委托研发机构(CRO)。他向《化学世界》记者解释了他如何只用三年时间就设法把保诺科技(BioDuro)发展为中国领先的CRO。 

 

为什么您会选择在中国建立一个委托研发机构(CRO),而不是选择在美国? 

 

John Oyler, founder of BioDuro

John Oyler’s BioDuro is already one of China’s leading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sations (CROs)

© BioDuro

过去五年中,在美国大的制药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已缩减了对长期的更有风险的临床前研究的投资,而这些研究才可能带来真正创新的治疗方法。 

另一方面,在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建立一个CRO允许我们投身于这种研究的整个研究阶段,从基础概念直到临床实践。 

 

在我还是Galenea的CEO时,我们的科研人员大概有四分之一来自印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这让我相信中国能提供有足够能力的科学家。 

 

因此,我的老朋友也是商业伙伴Masood Tayebi和我投资成立了保诺科技。我们自己出资设立这个研究机构,这允许我们追求那些我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机会。 

然而,您为什么要选择北京呢?CRO的主要客户群——大型跨国制药公司都把他们的研发中心设在了上海。 

 

在北京有相当出色的科学家。北京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比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国家药物安全检测中心以及中国科学院的相关院所。 

 

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只会做大型医药公司药物研发的部分工作,并不是业务的唯一来源。我们大部分合同是来自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总部。而且因为在北京的商业研究机构和CRO相对比较少,有更多的化学和生物人才可供选择。 

 

到今年年底,我们将会有近600名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在公司就职。世界上大部分顶尖制药公司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把我们的商业和市场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我们拥有一个超过20人的资深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来领导这个公司,其中的大部分人曾在默克和辉瑞这类跨国制药公司工作过。 

 

把顶级科学家吸引到中国是不是很难? 

 

我们的大部分科学家是海外华人,只要有合适的机会,他们一直都想为他们祖国的科学发展做出贡献。而且我们一直把说服最好的科学家加入我们作为我们的使命。 

 

默克资深科学家Steven Hutchins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一个有关生命科学发展的会议上。在他发言完了之后我们谈了很久,他看到我们这里的工作与他的想法是一致的。最终,我们在中国见面之后,他决定加入我们。同时,Jason Zhang最近从圣地亚哥的Neurocrine加入了我们,在那里他看到我们这几年来的成长。Jason回来不但抓住了在BioDuro的工作机会,而且他离父母和家庭也更近了。对这些资深科学家来说,他们认为祖国会有更多的责任和更好的研究机会。 

 

跨国公司选择中国的CRO是为了降低成本,但您也为聘请科学家和建立各种设施花费了大量的资金,您认为你还会有成本方面的优势吗? 

 

首先我会说大型制药公司选择合作伙伴并不完全是由成本控制的。它还取决于你所提供的工作质量以及他们是需要一种综合的解决方法还是一些简单的研究。 

 

这里的研究成本可能只是在美国或欧洲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当然——保诺并不是最便宜的选择,但是我们在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发现创新性的问题解决办法,遵循环境、卫生和安全标准,以及在超过客户的预期等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然而在中国做研究最好的方面就是这些科学家。他们真的渴求知识,谦虚谨慎,以一种非我其谁的方法迎接挑战。没有什么他们学不了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他们克服不了的挑战。 

 

我认为所有的这些因素吸引了跨国制药商对中国委托研究机构的热情——而不仅仅是成本。 

 

Hepeng Jia